无悔的人生追求

武汉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 杨耀杰

我从事了17年侦查贪污贿赂案件的工作，面对形形色色、贪欲熏心的腐败分子，我不敢懈怠，始终和战友们战斗在反贪第一线。 1991年夏天，我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，经过内查外调，侦破了一起黄金采购中的集体受贿案。但是，更艰难的任务摆在面前，行贿方在哪里？受贿者交代，卖方叫阿童，是专门走私黄金的黑道老大。 如果抓不到阿童，掌握不了他的行贿事实，就难以印证受贿的事实。经过反复思量，我决定化装成黄金贩子引蛇出洞。我告诉家人“要出差几天”。看着女儿天真的眼睛，想到此去卧底侦查，前途未卜，心头有点酸。临行前，我对领导说：“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，后事就拜托了。” 时值6月，阳光暴晒，酷热难耐，我们每天吃着盒饭，夜以继日蹲守在阿童的住址附近。 我提着从深圳警方借的13万元现金，经阿童查验后约定第三天交易。不料我们依约前去时，阿童说：“货没到，你们回去吧。”警方分析可能被发现了，撤走了警力与现金。谁知，20分钟后，阿童打来电话：“马上来取货。”我一边以问路为由拖延时间，一边与警方联系，迅速送钱，部署警力。 一踏进交接点，凶悍的马仔立即堵住门，屋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阿童拉开席梦思，掏出大包黄金。我想“这次你可跑不了了”，心里真是一阵狂喜，忘记自己身处险境。一刹那，民警端枪破门而入，将阿童等5人一网打尽，当场收缴黄金1400多克，两起受贿窝案告破。“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”，反贪，不仅仅要靠勇气，还要讲智慧和谋略。 1998年3月，几名群众慕名找到我，举报某国有保险公司总经理戴某贪污、受贿。我当即组织力量侦查，很快查到了戴某虚报冒领的票据。第一次正面交锋，面对我们出示的证据，戴某不慌不忙地说：“这些票据是用于公务接待的，我手里还有一大堆没有报销的呢。” 我们一时难辨真伪，只好让他走了。在他的一份汽车理赔档案中，我们发现照片上的实物与理赔标的物是拼凑而成的。所以，第二次把他“请”来，戴某却说，是为一个关系户办的假理赔。我们迅速找到这个人，查实戴某这次确实没有贪污受贿嫌疑。这时，有的干警沉不住气了，认为没什么查头。但我发现戴某的口气比上次软得多，他心虚了。 分析两次查案过程，我认为该公司的汽车理赔业务相当混乱，肯定隐藏着问题，遂从理赔程序是否违法、理赔手续是否完备等方面，彻底清查该公司近3年所有汽车理赔账目，并在外围调查戴某的家人及其业务往来单位。看到我们的反腐决心，有群众主动举报，戴某的侄子开出租车，曾经出过车祸，被撞得面目全非的车子后来修得完好如新。一查，戴某“移花接木”，贪污了单位的理赔金2万余元，用于给自己修车。戴某第三次被请来，老实交代了数万元的贪污案。 随着职务的变动，我愈来愈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。不仅要办好案子，还要带好队伍，研究侦查技战术，将个人反贪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，提高整体作战水平。 我写的《试论反贪侦查首次讯问快速切入主题的方法》、《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心理动摇面面观》等论文，在全国引起积极反响，被干警们称为“反贪孙子兵法”。 我把反贪看作一个治病的过程，在惩治腐败的同时，更注重办案的社会效果。 在查处某国有公司经理容某与某银行干部共同挪用公款200万元的大案时，我发现该行在资金、账号管理、审批环节上的许多漏洞，当即提出一套整改意见，帮助建立新的风险防范制度； 在查处某国有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张某贪污受贿案时，我们及时与政府职能部门取得联系，追回了被犯罪嫌疑人流失掉的1亿多元的国有资产； 某大型企业技术部门、业务部门的两个经理分别被查处，我们合理办案，使其原材料供应、技术改造未受影响。该企业负责人感激地说：“你们帮了大忙，厂里生产总值和利润上升了16％。” 从事反贪工作这些年来，体会最深的是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作为一名人民检察官，不论是对事业、家庭，还是对社会，都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抵制各种诱惑，这样获得的幸福，才是真实而长久的。